因为，权利、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形影关系，有形会有影，无形必无影，形清晰则影清晰，形模糊则影模糊。

19世纪英国的一本法史学名著的不少论述表明，那个时代权利与权力含混不清、交替使用的情况就很常见。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输入的法学思想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欧美、日本、苏联和港台地区传入的法学思想。

现存法律生活事实、状况等是法学家面对的客观世界、法学概念或范畴体系，归根结底是法学家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形成的主观世界。权原本只是一个口语化的单音节名词，在通过研究明确了其外延和内涵后，就不仅上升成了一个法学概念，还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2)证明权利和权力尽管千差万别，但无一例外都是或应该是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即，在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面前，异彩纷呈的各种权利和权力成了一种无差别的存在。以若干基本范畴为支柱的优良法学理论，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全部法现象，更要有助于人们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有利于改善基本人权的保障状况。或许有人说，权力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运用派生的，所以特别强调权利，不那么重视权力。

之所以不同，首先是观察者站位不同造成的。保障和彰显权利特别是基本人权，是我们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是，如果不能正视权力的强大，我们就无以限制和制约权力，不可能有效保障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方永远是最重要、第一性的，也没有哪一方永远是次重要、第二性的，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

前苏联1980年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法学教材反映了这方面的影响是主导性的。另外还有许多虽不含权利等字眼但却具体保护个人利益的条款，如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8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39条)，等等。{4}因此，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系统解说法现象的效用，主要反映在私法领域，其解释宪法和公法领域[7]的现象有许多盲点，且过于简单。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中国在1911年前的2000多年间，一直实行绝对君主制，权力无比厚重，权利十分稀微。{24}90 如果这句话是可信的，那么，法学研究人员面对的自然现象之网就是客观、生动多样的法现象世界，法学范畴和范畴体系是他们研究法现象的认识成果，是头脑的产物，属主观世界。

霍菲尔德另一篇几乎相同标题的论文中，采用了诸如对人权法律关系和对物权法律关系之类的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或逻辑上产生了这样一系列词组：对人权利(或要求)、对物权利(或要求)。因此，权利、权力概念在相关的范围内也实实在在地起着前引霍菲尔德所说的那种最小公分母的作用。剩余权是从各种法外的权利和权力，如从道义权利和道义权力等现象中提取共性形成的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保障和彰显权利特别是基本人权，是我们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是，如果不能正视权力的强大，我们就无以限制和制约权力，不可能有效保障权利。

基于以上的内容限定，我倾向于首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做出积极评估。所以，欧美分析法学在进入20世纪后有逐步复杂化的倾向。【关键词】 实践法理学。因此，不直接以法现象为研究对象，却选择前人记录法现象的认识成果(即概念或名词术语和论点等)为研究对象，这种法学其实只是对法现象的间接研究的学问，必然产生隔靴搔痒和脱离法律生活现状的弊病。

梅因写到罗马法上父亲对其子女的父权(jus vitae necisque)情形，可谓很好的例证。如何给这个统一体合理命名，曾一度困扰我差不多７年之久，在做多种尝试无满意结果的情况下，最后只好将其放进了一个内容已灭失的名词法权中，就像一只钻进螺壳的寄居蟹。

既然义务是体现利益损失、财产消耗的法学范畴，而且与体现利益获得和财产增殖的法学范畴是对称、对立和正相反对的，那么不言而喻，肯定存在分别与权、权利、权力、法权和剩余权相对应的义务。由法律的性质所决定，只有在受损后最终能够以财产补偿方式进行救济的利益才适合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

但如果前人错误、片面、浅显，那他们的研究状况就必然很糟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参考借助已有范畴来追踪研究活生生的法现象并将其新变化或自己对它们的新认识充实到已有范畴中，这样才能推进对法现象世界的认识和法学的进步。例如，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宪法中的特惠和豁免，既可能是权利的存在形式，也可能是权力的存在形式。以right为例，他说，‘权利这个术语往往被宽泛地用来在特定情况下表达特惠、权力和豁免等意思，并不是最严格地在权利意义上使用。（二）将权利、权力视为分别指代两种最重要法现象的平行概念 认定权利和权力为法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两种现象，一直是实践法理学区别于语义分析法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不论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还是有效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公平正义，都必须寻求最合理的法学范畴体系和相对应的理论体系。

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共有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下面这样一些缺憾或通病： (一)两者都是基于一些法律用语的传统地位、通常含义、使用频率等因素来确定基本的法学范畴，不大考虑这些范畴是否能够全面、准确、能动地反映现存的法律生活事实或状况。但在制定宪法之后，个人把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国家机构，形成法律权力后，其自己保留的部分因而也成为个人的法律权利，其中由宪法强调或确认、国家承担保障义务的部分叫做基本权利。

剩余权的社会内容是法律未保护的利益，它以归属未定之财产为其物质承担者。因此，给权利权力统一体一个名称乃顺理成章的议题。

重权利范畴和权利义务关系、轻权力范畴和权利-权力关系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5.剩余权，即全部权中除法权之外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权减去权利和权力之后的剩余额。

他们的学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即看到其联系的，但实质上，这些学说确在后来为这些人所取法，他们主张：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本身的一种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争论的结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法学作品[10]，权利本位说获得了中国法学界较多的支持，而且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的观念得到许多法学界人士的认同。权利、权力的内容、范围不清晰，义务的内容、范围自然不可能清晰。(三)以指称权利和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概念为核心范畴 读者在后文中会看到，实践法理学假设和证明了权利权力统一体的存在，并以记载这一认识成果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核心范畴。

这是一种学术产品的进口或引进，此举让中国有了在不小程度上可与欧美话语接轨的法现象解释框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中文版英美法律辞书也反映了这种模糊的区分标准。

imperium[21] 指公权力、统治权，与ius对立、对称，是拉丁文中含义最接近现代权力现象的名词。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所以，在立宪社会或国家，权利的各种形式与权力的各种形式是平等、平行的。在那之后，中国法学在经过了20年左右的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获得了一些生机和发展动力。

19世纪英国的一本法史学名著的不少论述表明，那个时代权利与权力含混不清、交替使用的情况就很常见。四、中国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学术原本也应该是市场的一部分，最怕遭遇垄断。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话语体系本身仍然存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中国法律生活实际的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未能最低限度反映权力这一同权利并行的基本的法律生活内容普遍、强有力地存在的现实情况[1]，以及一直缺乏勇气正视法学界已经证明的权利和权力在根本上是一个统一体的认识。主观世界的产品质量，取决于它们能否全面准确深入能动地反映客观的法现象之网的特征及其内外部联系。

法定权利的界限明确了，法定义务的界限也就清楚了。这里还是以权利和权力的区分为例做点说明。

{1}54以法律为权利之规定，法律学为权利之学，乃现代学者间之通说。这就决定了语义分析法理学必然受制于前人：前人若正确、全面、深入，他们的研究便能获得较好结果。

以美国宪法文本为例，其中尽管也能找到duty、 obligation、 liability等词语，但都不是在政府responsibility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的关税和债务。历史地看，当代中国的语义分析法理学，基本沿袭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已经存在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范畴架构和核心命题。

(责任编辑：陈艾湄)